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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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

作者：哈罗德·拉斯韦尔

回答下列问题可以简便描述传播行为：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取得何种效果？

对传播过程的科学研究通常集中于以上问题。研究“谁”（传播者）的学者研究的是发起并引导传播行为的因素。我们将传播研究的这一分支称为控制分析。关注“说什么”的专家专注于内容分析。重点关注广播、媒体、电影以及其它传播渠道的研究者进行的是媒介分析。若研究重点在媒介接受者之上，我们则称之为受众分析。研究媒介对受众的影响则是效果分析。

这种分类是否有用，完全取决于研究细腻程度是否适合特定的科学和管理目标。例如，将受众分析与效果分析合并通常就要比将它们分开简单。另一方面，我们可能会集中于内容分析，继而将内容分析划分为要旨研究和风格研究；要旨研究指的是信息，后者风格研究指的是信息要素的配置。

结构与功能

尽管详述这五种分类有一定的诱惑力，但是本文却有不同的讨论范围。让我们更感兴趣的，不是将传播行为分门别类，而是将其作为与整个社会过程相关的一个整体进行审视。任何过程都能在两个参考框架，既在结构与功能下进行研究；而且我们对于传播的研究会涉及传播的具体功能，以下三点功能可以清晰辨别：（1）监视环境；（2）协调社会各部分以响应环境；（3）不断传承社会遗产。

生物对等

在一定程度上，传播是各层次生物的特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洞察人类社会，不过这样做有可能会引起错误类比。任何生命体，不论其相对孤立，还是与其他生命体有关联，都有从环境中接受刺激的特化方式。单细胞有机体或者多成员群体都倾向于维持内部平衡，而且以一种维持内部平衡的方式回应环境变化。回应过程需要特化的方式，以便生命体各个部分协调行动。多细胞动物将细胞特化，以实现外部接触和内部协调的功能。因此，灵长目动物的特化就表现在器官（如耳朵、眼睛）以及神经系统上。刺激接受与传导模式顺利运转时，动物的一些身体部分为应对环境而协调行动（如进食、躲避、攻击）。

在一些动物社会中，某些成员扮演着特化的角色，并且监视着环境。它们起着“哨兵”的作用；它们站在群体以外，一旦环境中出现值得警醒的变化，便发出扰动信号。“哨兵”的吼叫、咯咯叫以及尖叫都足以群体运动起来。特化的“领袖”参与许多活动，其中便包括内部刺激“随从”，是它们有条不紊地应对哨兵发出的预警。

在一个功能高度分化的有机体内，内向和外形神经冲动都沿着形成突触结构的神经纤维传导。传导过程的关键点在中继站，到达中继站的神经冲动可能太弱，无法达到阈值，不足以启动下一站联系。在较高级的神经中枢中，不同的传导流相互调节，得到的结果在许多方面都与传导流分开时得到的结果不同。在任何中继站都有无传导、完全传导、中等传导。这一分类适用于动物社会成员之间的信息传播。狡猾的狐狸靠近谷仓旁的空地时，造成的刺激太微弱，不足以让哨兵警觉；或者哨兵还未发出丝毫喊叫前，就被前来攻击的动物消灭。显然，在完全传导和无传导之间，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传导。

人类社会中的注意力

考场任何国家的传播过程时，我们会发现三类专才：一类监视国家总体政治环境；一类协调整个国家对政治环境的回应；最后一类则传承某种回应模式。外交官、使馆职员、驻外记者便是第一类人的代表；编辑、记者、发言人便是内部回应的协调者；而家庭和学校则代代传承社会遗产。

源于国外的传播经历许多程序，在这些程序当中，不同的发送者和接受者被相互联系在一起。在传输链条上的每个中继点上，源自外交官或驻外记者的信息都会发生变化，这些信息经由编辑的办公桌，最终才抵达大量的受众。

若将人类注意力过程视为一连串的注意力框架，我们就可以描绘传播内容引起个人和群体注意的比率。我们可以研究“传导”不再发生的这一点，也可以研究“完全传导”和“最小传导”之间的范围。世界上的大城市和政治中心与有机体的大脑皮层或下皮层中心的依存、区别和活动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在人类社会的所有注意力框架中，大都市和政治中心的注意力框架最易变化、最为精确，且互动性也最强。

另外一个极端则是与世隔绝的原始居民的注意力框架。民俗文化并非完全没有收到工业文明的影响。无论跳伞深入新几内亚，还是乘飞机抵达喜马拉雅山坡，我们都找不到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部落。漫长的贸易路线、狂热的传教之旅、探险科考以及全球战争都触及了遥远偏僻的地方，没有任何人会完全与世隔绝。

在原始人当中，传播的最终形式是歌谣或故事。很久前发生在这个纷繁世界中且得到大都市受众注意的事情，不论有多么的模糊，都反映在歌谣吟唱者的主题材料中。在这些久远的创作中，政治领袖或给农民提供土地，或让山中的生物重新多起来。

沿着传播的河流上溯时，我们可以发现，游牧民和偏远部落的人们偶尔和定居村民接触，后者为他们发挥了中继站的功能。发挥中继站功能的人可以是学校教师、医生、法官、税务官、警察、士兵、小贩、售货员、传教士、学生。在任何情况下，发挥中继站功能的人都是新闻和评论的集结点。

对等详析

详细考察人类社会的传播过程，就可以发现人类社会的传播过程与生物有机体及低等动物的特化功能有许多对等之处。例如，一国外交官被派驻到全球各地，向几个关键节点返回信息。显然，这些返回的报告从多数地方汇聚至少数地方，并在它们汇聚的地方互动。紧接着，这个传播序列根据少到多模式以扇形展开，如外交大臣作公开演讲、文章在报纸上刊登或者新闻片在电影院里放映。从功能上讲，从国外到国内的传播线路，与向动物中枢神经系统传导神经冲动的传入通道对等，也与兽群中警报传播的方式对等。输出（传出）神经冲动也相应与国家的外向信息传播对等。

中枢神经系统仅仅部分参与到神经冲动的传入和传出中。一些自动的神经系统能相互作用，无需“高级”中枢的参与。内部环境的稳定主要通过调节神经系统的植物性特化或自动性特化来维持。与此相似，多数国内信息并不参与到中枢传播渠道中。这些信息只发生在家庭、社区、商店、户外群体以及其它本地语境中。教育过程的大部分也是如此。

另外一组对等与传播线路有关。传播线路主要分为单向和双向，这主要取决于传播者和受众的互动程度。换句话说，双向传播出现在两人或多人发送与接收信息的频率相等时。对话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双向传播（虽然我们很难无视自言自语的情况）。大众传播的现代工具赋予印刷厂和广播设备等固定或特化资本的控制者极大优势。但我们仍需注意，受众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后也确会“顶嘴”。许多大众媒体的控制者使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抽样调查，以加速这个双向传播线路的完成。

在世界各地的大都市、政治中心以及文化中心之间，双向接触的线路尤其明显。例如，在纽约、伦敦和巴黎之间，即使信息流的量被严重限制（如莫斯科和纽约之间的情况），双向接触也尤为紧密。一些不太重要的城市，在改建成为首都后，也会成为世界中心，如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土耳其的安卡拉、美国的哥伦比亚特区。像梵蒂冈市一样的文化中心与世界其它主要中心的双向联系也十分紧密。即使是专门化生产中心（如好莱坞），尽管其输出产品占有优势，其接收到的信息量也十分巨大。

在信息控制和处理中心与社会构成之间能做进一步区分。华盛顿战争部在五角大楼里的信息中心将接收到的信息传输给接收者，且对信息并无刻意的修改。这就是书籍印刷者和销售者的功能，是电报发送者、线务员和通讯员的功能，也是无线电广播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功能。他们这些信息处理者与那些影响信息内容的人形成反差。影响信息内容便是编辑、审查者、鼓吹者的功能。因此，就符号专家整体而言，我们可将他们划分为操纵者（控制者）和处理者；操纵者是修改信息内容的典型，而处理者则不修改信息内容。

需求与价值

上文虽有指出人类社会中的传播与其它生命体中的传播之间的功能和结构对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研究美国或者世界传播过程时，使用最适合低等动物或有机体的研究方法，就能得到最为丰富的结果。在比较心理学研究中，当我们将老鼠、猫或猴子所处环境的一部分称为刺激（也就是环境中引起动物注意的那一部分）时，我们并不能向老鼠提问；我们使用其它方法去推测其感知。当我们研究对象是人时，我们可以采访这一巨大的“会说话的动物”。这并非意味着我们相信一切表面的东西，有时我们会预计研究对象口中说的意愿与其真实意愿正好相反。这样一来，我们就需要依靠其它迹象，包括语言迹象和非语言迹象。

如前所述，在研究生命体时，若将生命体视为在满足需求过程中以及维持内部平衡过程中的环境修改者，我们将会获益良多。我们可以使用比较方法考察觅食、性行为以及其它涉及环境的活动。因为人类对言语有回应，所以我们研究的人类间关系的数量，远远多于非人类物种间关系的数量。考虑到言语及其它传播行为提供的数据，我们能研究人类社会的价值；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公认的满足对象的关系类别来研究人类社会。例如，在美国我们不需要精细的研究方法就能观察到权力和尊重是价值观念，我们可以通过听取证词，通过观察人们在机会允许时的行为来证明这样的价值观念。

为选定研究对象的群体制定一份价值观念清单是有可能的。再进一步，我们能发现这些价值观念的排位，还能根据群体成员的价值观确定他们的排位。就工业文明而言，我们能断言权力、财富、尊重、福利和开明就能列入价值观念的清单当中。我们如果止步于这一的清单（这一清单虽不详尽），就能基于现有知识（尽管其常常支离破碎）描述世界大部分的社会结构。因为价值观念的分布并不均匀，所以社会结构或多或少能揭示，权力、财富等价值观念多集中于少数人手里。在一些地方，这种价值观念的集中代代相传，从而形成了种姓社会而非流动社会。

在每一社会中，价值观念都根据特色鲜明的模式（制度）来塑造和分布。这些制度包括为支持整个网络而启用的传播。这样的传播就是意识形态；且谈及权力时，我们还能划分出政治信条、政治准则、米兰达原则。在美国能找到对应这三者的例证：个人主义信条、宪法条文（政治准则）、公共生活的典礼和传奇（构成米兰达原则）。通过家庭、学校之类的专门机构，意识形态被传播给了成长中的一代人。

意识形态只是任何特定社会的神话的一部分。社会里还可能有直接反对主流信条、准则、米兰达原则的反意识形态。今天，世界政治的权力结构深受意识形态冲突以及苏、美两个超级大国角色的影响。统治精英视彼此为潜在的敌人，不仅因为国家间分歧可通过战争解决，更因为对手的意识形态可能会吸引国内不满民众，削弱统治阶级在国内的强权地位。

社会冲突和传播

在这样的情况下，统治精英的成员便特别警惕其他成员，并视传播为维护权利的一种方式。因此，传播的功能之一便是提供关于对手精英当前动作及其力量的情报。因害怕对手为了阻断或扭曲信息而控制情报通道，他们往往采用秘密监视的方法。因此，和平时期的国际间谍活动更加会被强化。而且他们还对自己人屏蔽消息，以应对潜在敌人的监视。另外，他们还乐观地使用传播来建立起与敌方受众的联系。

这些五花八门的活动表现为，在反情报工作、审查工作、旅行限制、广播以及其它信息活动中启用公开代理人和秘密间谍以刺探对手情报。

对于内部环境中的潜在威胁，统治精英也很敏感。除了利用公开的信息来源，他们还使用秘密的手段。他们十分小心，在尽可能多的政策问题上加上“安全措施”。同时，统治精英们还要强调自己的意识形态，压制反意识形态。

这里勾勒的传播过程与在动物界里观察到的现象有相似之处。使用专门机构是为了警惕外部环境中的威胁和机会。相似之处包括对于内部环境的监视，因为在低等动物中，一些兽群领袖有时会害怕来自两条战线的攻击，既来自外部的攻击和来自内部的攻击。它们不安地监视着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为了防止敌人监视，某些物种会使用广为人知的防范措施，例如乌贼喷射墨汁以形成自我保护的屏障，变色龙改变肤色以保护自己。但是，人类社会“秘密”和“公开”渠道之间的区别，似乎与此并无关联。

在有机体体内与社会革命最为相似的，是神经与器官之间生长出联系。这些神经联系与现存的中央整合结构竞争，并能取代现存的中央整合结构。我们能说胚胎在母亲体内发育是一种类似社会革命的现象吗？或者，以一个破坏性而非修复性的过程为例，我们能因为肿瘤争夺人体的食物供应，就说肿瘤是一种内部监视吗？

有效传播

迄今为止的分析暗示了衡量传播有效无效的某些标准。在人类社会中，就合理判断得到促进而言，传播过程是有效的。合理判断促进价值目标的完成。在动物社会中，当传播有助于生存或有助于满足群体某一具体需求时，传播就是有效的。同样的标准也适用于有机体的个体。

组织合理的社会的任务之一，就是发现并控制干扰有效传播的因素。有些干扰因素是心理技术学层面的因素。例如，环境中可能存在破坏性辐射，但是因为独立有机体的生存范围有限，这种辐射可能被发现。

但是，即使是技术上的不足，也可以由知识来克服。近年来，短波广播受到干扰，这种干扰要么被克服，要么最终导致短波广播被放弃。过去几年的时间里，在为效果不佳的收听和收视提供令人满意的替代产品上有一定进步。在纠正阅读补足方面也有进步，进步虽然并不十分明显，但却也意义重大。

当然，传播过程中也存在故意设置的障碍，如审查制度和严格的旅行限制。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障碍能通过巧妙的规避来克服，但是长远来看，使用赞同或强迫来拜托这种障碍无疑更加有效。

纯粹的无知便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因素，其后果还尚无充分的评估。这里所说的无知，是指在传播过程中某一点上知识的缺乏，而在社会其它地方这种知识却存在。如果说客观、训练有素的观察者所能发现的就是事实，那么缺乏合适训练的情报收集传播人员就正在不停误读或忽视事实。

解释传播的效率低下时，我们不能忽略技能在有效传播里的价值。不切题的或正面扭曲的行为常常享有威望。“独家新闻”感兴趣的记者对一场平和的国际会议进行夸张的扭曲，因此让公众认为国际政治就是一场长久、激烈的冲突。传播领域的专业人士常常无法跟上人们对传播过程认识的增长速度。我们还注意到人们不愿意使用直观的工具与方法。虽然在传播词汇上有过研究，但是许多大众传播者还是会选择词不达意的词汇。例如，驻外记者专注于外国场景中，却忘了国内受众并没有听过或见过他所谓的“左派”、“中间派”等其它派别词语。

除了技能的因素，传播的有效水平有时还收到人格结构的负面影响。乐观外向的人会寻找“同类”的人，且对事件的看法未经矫正，进而过于乐观。相反，悲观、忧郁的人格混合时，人们便会选择悲观的同类人，这些同类人能让他们更加坚信自己的忧郁。智力和精力有区别的人当中，也存在许多重大的差异。

就社群总体而言，对有效传播威胁最大的因素有权力、财富、尊敬等价值观念。也许，权力扭曲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故意修改传播内容以适应意识形态或反意识形态。与财富相关的扭曲不仅来自于影响市场的企图，还来自于经济利益的僵化观念。上层阶级的人于本阶级的人打交道，他们与其他阶级的人打交道时，则忘记改变自己的视角。

传播研究

上文所提到的一些干扰有效传播的因素，告诉了我们所能进行的研究类型，既研究传播链上的典型环节。每个参与者都是一个环境因素和倾向因素互动的漩涡。任何实现中继功能的人，都能根据信息输入和输出来考察。什么言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一字不差的传递了什么信息？他丢失了什么信息？修改了什么信息？又增加了什么信息？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区别与文化和人格有何联系？回答这些问题，便可衡量传导、无传导、修正传导中的各种因素。除了中继环节，我们还必须考虑传播过程中的初始环节。研究初始观察者的注意焦点时，我们强调两个系列的影响：观察者所接受到的言论、其所在环境的其它特点。使馆随员或者驻外记者接触大众媒介，与私人交谈；他们也能记录士兵数量，估计武器位置，注意工厂工时长短，观察餐桌上的黄油与肥肉。

事实上，就接触媒介和非媒介而言，考虑中继环节以及初始环节的注意框架大有用处。在许多中继环节操作者身上，非媒介因素的作用很小。但是，在解释初始观察者时，非媒介因素的作用则至关重要。

注意整体与公众

应该指出，虽然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属于世界注意整体，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是世界公众的一员。要归属于一个注意整体，只需要拥有共同的参照符号。拥有纽约、北美、西半球、全球参照符号的人，就分别属于纽约、北美、西半球、全球的注意整体。但是，要想成为纽约公众的一员，就必须对纽约的公众行为提出要求，或者对纽约产生明显的影响。

例如，美国的公众就并不限于美国的居民或公民，因为美国境外的非美国公民也许会试图影响美国的政治。相反，生活在美国的人并不都是美国公众的成员，因为公众成员的必要条件并不只是被动的注意。一个人期望他想要的东西能影响公共政策时，他就从注意群体成员过渡到了公众成员。

情感群体与公众

我们还要考虑另外一个限制条件，然后才能将一个人或群体正确归类为公众的一部分。对公共政策提出的要求必须可以争辩。世界公众的力量相对微弱，发展并不成熟，部分是因为，世界公众的典型特征是从属于情感区。在情感区里不允许辩论政策事物。例如，在战争或战争危机期间，一地区的居民会致全力于将某些政策强加于别人。既然冲突的结果取决于暴力而非辩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公众可言。情感群体形成网络，发挥人群的作用，进而不容忍异见。

从上述分析来看，世界政治中有许多包容度不同的区域：注意区域、公众区域、情感区域。这些区域与世界社会尤其是社会权力的结构特征和功能特征相互联系。例如，显而易见的是，最强大的国家往往都处于同一注意区域，因为它们的统治精英视彼此为潜在威胁的源头。强国对弱国的注意很少，与弱国对强国的注意并不对称，这是因为强国要么对弱国构成的威胁重大，要么给弱国提供重要保护，而弱国对于强国的威胁与保护则相对很小。

一个国家内的注意结构是国家融合程度的重要标志。统治阶级害怕大众时，统治者和大众心里的现实画面就不一样。国王、总统、内阁成员心里的现实画面不能在全国传播时，两种现实画面的差异程度，就显示出统治集团从多少程度上认为他们的权力依靠扭曲。

或者换一种说法，如果“真相”得不到共享，统治者便期待内部出现冲突，而非为适应国家外部环境而进行和谐调整。因此，他们控制传播渠道，以期组织社会整体的注意，确保即将出现的回应有利于巩固统治阶级的权力地位。

对等启蒙原理

民主理论中常说，理性的舆论取决于启蒙。可是启蒙一词歧义颇多，且常常被等同于完美知识。对等启蒙是一个比完美启蒙更为适度和直接的概念。相对于普通人，全职专家对于某一政策的注意结构更为精致。两类人之间的差异一直存在，这点我们必须视为理所当然。然而，这两类人在现实的普通轮廓上看法一致却有可能。民主社会的一个可行目标，就是在专家、领袖、普通人之间实现对等启蒙。

专家、领袖和普通人在世界人口数发展趋势上的估计能够相同。在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上，他们能持大致相同的观点。可以设想，大众传播的控制者能率先在全社会中实现高度的对等启蒙，使普通人对重要关系的看法和专家、领袖的看法比较一致。

结语

社会传播过程有三点功能：（1）监视环境，揭示影响社会及其组成部分价值地位的威胁和机会；（2）协调社会各部分以响应环境；（3）传承社会遗产。一般说来，生物对等能在人类、动物社群以及单个有机体内部发现。

统治阶级害怕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时，社会中的传播过程便显示出特别的特征。在衡量任何语境中的传播效用时，有必要考虑处于危机中的价值观念，考虑其地位正被研究的群体的身份。在民主社会里，理性的选择需要启蒙，而启蒙又需要传播，尤其需要领袖、专家和普通人之间的注意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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