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翻译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晚清以来的几代翻译家无疑是成功的，他们不仅把域外的文学、文化介绍到了中国，还让众多国内读者意识到了翻译作品、翻译者和翻译过程的存在。近几十年来，外语教学的普及，使得人们的双语能力提升，进而变得更乐意去表达自己对翻译的观点和意见。而且，各类互联网平台的兴起，让这种观点表达不再局限于专业读者在印刷品上的评论书写。 最近几年，国内文化圈里与翻译相关的热议事件接连不断。李继宏大范围复译文学名著，贬低以前的译本和译者，招来读者在豆瓣上打低分抵制；冯唐以特别猖狂的风格翻译（或者说译写）泰戈尔的《飞鸟集》，遭到读者大规模的谴责，最终整件事以译本下架告终；陈东彪翻译巴塞尔姆的《我与曼蒂博小姐》，因为语言的实验性过强，不符合汉语习惯，引来不少嘲笑和谴责；许渊冲在电视节目上露面，风趣幽默，得到不少观众追捧，但也有学者撰文质疑。可是，在面对这种评论热潮时，我们不禁要问：当我们在谈论翻译时，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 回顾读者对于这些翻译事件的评论，我们就可以发现，如今无论是专业读者，还是非专业读者，对于翻译、译者的态度，都还停留在一种较为传统和保守的阶段，既以原作者和原文为中心，追求唯一的“准确”解释，始终抛不开忠实这个道德执念。正如翻译学者王东风所言：“翻译批评家评翻译就像七大姑八大姨们议论邻家媳妇守不守妇道，即忠与不忠。翻译被千百年来的父权意识形态粗暴地贬到了女性的从属地位，无端地受到了许多不白之冤。” 因为翻译被下意识地视为单纯的语言转换，评论者脑中的忠实也难以脱离语言层面。当一个译本通顺，语言符合汉语习惯，意思与原文偏离不多时，就往往会被夸赞为忠实。杨必翻译的《名利场》就广受褒奖，被夸准确、忠实、有文采，然而根据张南峰的观察，杨必用“孝顺”、“尽职”、“贤良”来翻译“good”，其实是把儒家伦理道德观对女儿、丈夫、妻子的角色的期望渗透进译文之中，所以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不忠。 除去使用概念时表现出的笼统和一元化倾向，评论者作为整体在运用各种术语或理论时也有种精神分裂般的混乱。比如说，信达雅在翻译评论中是最经常被引用的理念，然而似乎对这三个字的理解都还没有出现一个广泛的共识。信达雅就好像翻译论争场上的武器，总是被用来攻击和辩护某个译文，而这个武器到底从何而来，有何意义，则鲜有人深究。2015年底，冯唐翻译的《飞鸟集》在社交平台上引发轩然大波，浏览网上的许多评论，一方面可以发现有人说“信达雅一样都没”、“与信达雅没有任何关系”等表示反对，一方面又可以看到“信达雅全出”之类辩护，李银河发文支持、冯唐自己发微博辩护时也都援引了信达雅。 在这种传统翻译观的影响下，译者只能处于一种隐形的地位，尽管出版物上往往有译者署名，大翻译家也往往被人提起。这里所谓的译者隐形，是一种阅读中的隐形。读者往往期待，在阅读译作时最好不要看见译者的影子，能够感觉译作其实是原作者用译入语书写的一般；翻译似乎就是一块可以进行语言转换的神奇玻璃片，需要被擦拭得清澈透亮，丝毫看不出它的存在。这种期待一旦被打破，译者便成为了不道德的对象，被质疑、批评或谴责，甚至通过官方的审查权力把译本送上退市的绞刑架。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既翻译之外的因素没有得到有效的关注。译者理所当然地承担了译作带来的责难或赞扬，似乎从原文的选择、篇章的翻译，到译文的编辑和出版，都是由译者独自完成的一样。葛浩文翻译莫言作品时因为有内容增删、段落调整等，就被批评为不忠实，或被研究者用于证实译者的翻译理念。殊不知，许多这样的删改都是由出版社操刀的。此外，译者所受到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影响，也经常被忽视，译者就好像是在真空中工作一般。 可以说，许多评论者在谈论翻译时过于脱离语境，在作者已死、意义已被解构的时代，仍然紧抓着作者本意这个想象出来的权威。这种只关注文本、追求忠实的评论，忽视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活动，进而也贬低了译者的地位。当然，我并不是说应该抛弃文本对比，以虚无主义的姿态来评论翻译。毕竟，翻译虽然是创造性活动，但译本并非完全的原创作品。 那么，到底该怎么看待和评论翻译呢？针对普通读者，我想要求或许不能太多，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现有翻译道德和伦理的热切维护者，但是普通读者至少也应该从更宽泛的文化视角来看待翻译，认识到翻译并非单纯的语言转换，译者所做的工作也并非简单的查字典，且翻译的过程必然会受到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专业翻译评论者要做的更多，要承担起严肃翻译批评的任务。 翻译批评者要做的，不是依靠少数译例，套用某种理论，来证明译作忠实与否，简单地判定好与坏，而是应该立足于文本对比分析，像普通读者展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做的选择、这些选择的潜在原因，以及可能带来的影响。也就是说，批评者应该根据文本对比，揭示译者所持的翻译观，分析译者受到的意识形态、诗学形态等方面的影响，进而分析译作的得与失，告诉读者译作是否值得阅读，以及在不得不阅读时（例如仅有的译本质量确实不高，读者迫于不懂原文而阅读译文），需要注意什么事项。 还要注意，翻译批评的目的并不是确立翻译经典。翻译批评和文学批评有所不同。文学批评可以塑造文学经典，但是翻译批评无法塑造翻译经典。作为译者的村上春树说过：“世上有永恒的作品，但却没有永恒的翻译。”那些看似永恒的翻译，比如庞德翻译的中国诗、菲茨杰拉德翻译的《鲁拜集》，其实都是作为本文化中的文学作品被经典化的。还有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看似是经典化的译作，但其实也只是这类作品的翻译更新比较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