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里开花，墙外香否？——许渊冲的汉英翻译及其它

在广泛意义上的学界里，许渊冲可以说一直是享有盛誉的翻译家，译、著等身。2010年，他荣获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又获得“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这两项荣誉，就是对他翻译成就的终极肯定。除去译作，他在翻译思想上面的贡献，比如诗歌翻译的“三美”理论，也广为翻译界人士熟知，启发过不少在翻译实践者和翻译学者。 今年，许渊冲先后在中央电视台的《朗读者》和东南卫视的《鲁豫有约大咖一日行》中露面，以励志和风趣得到众多观众的喜爱。节目视频在社交平台上被广泛传播，许多平时不怎么关心外语和翻译的人，也被这位老先生所吸引。这让他成为了一个文化热点。据说，在央视播出了首期《朗读者》后，许渊冲的《许渊冲经典英译古典诗歌》就登上了电商平台的热搜榜。众多文化、出版机构也蹭上这个热点，纷纷推出与许渊冲相关的作品。而且，海豚出版社社长俞晓群就表示，《许渊冲经典英译古代诗歌1000首》重印了4次，累计售出近20万册。 然而，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这个与翻译有关的文化热潮。许渊冲和他的翻译——译作以及翻译的行为——在国内如此受追捧，那么在国外又是什么样的一番景象？他苦心翻译出来的众多作品，是否在目的语的语境中，也像在汉语语境中这样受欢迎？它们在目的语文化中的传播与被接受是否成功？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翻译本身应该有的功用？ 在国外社交媒体、学术搜索引擎上检索许渊冲，我们就能够大致地回答上面的问题。整体说来，许渊冲本人及其译作，在国外的接受程度与国内相比有天壤之别。以许渊冲老先生的姓名为关键字，在新浪微博和微信朋友圈进行搜索，可以发现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内容发表。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搜索，相关文献共4600余条，篇名中包含“许渊冲”的论文更是多达600余篇，这其中还包括了硕博论文200余篇。 而在境外社交媒体Twitter上搜索关键词“Xu Yuanchong”，所得到的结果仅有一页，2010年至今总计39条，且其中不乏中国媒体和用户发布的内容。在Facebook上进行同样的搜索，所得结果仅为五条。对比谷歌和百度的搜索结果，相差也同样巨大。百度新闻所得新闻结果600余条，而谷歌新闻上仅有39条，且几乎全是国内官媒发布的英文文章。在谷歌学术上搜索，所得结果大部分也是国内期刊上所刊载的文章。 由此大致可见，作为译者的许渊冲，以及他的译作和翻译思想，其实在国外深受冷遇，在普通读者和学者中间都未被广泛接受。此外，分析许译的出版情况，包括出版社、出版类型等，也可以管窥其在英语语境中的传播和接受情况。 许渊冲的众多英文译作中，或许只有少数是以纯英文的面貌出版的，其它都是英汉对照，且大部分是由大陆出版社出版，由此可以推测，许译的目标读者与普通译作的目标读者有偌大的不同。一本普通的译作，其目标读者应该是以目标语为母语、不懂源语言的读者，而许译的目标读者，显然是国内读者，细分下来应该是国内的语言爱好者、翻译爱好者。此外，这些国内出版社大多不具备在国外推广自己作品的能力，故许译作品应该几乎都在国内流通，是针对本土文化的文学生产，并不能吸引国外文学评论者和研究者的关注。另外，在以纯英文面貌出版的译作中，有一部分也是政府主导译介的产物，例如《追忆逝水年华》、《诗经选》就属于熊猫丛书，而且在本来就受冷遇的该系列丛书中，许译也绝非较受欢迎的那部分。 从某种意义上讲，许渊冲在汉译英方面并算不上伟大的翻译家，毕竟他的译作大多数都没有发挥译作本身应该发挥的功用，有种为翻译而翻译的嫌疑。在接受美学的视角下，文本如果未被阅读，那么就等于不存在。而且，许译的众多中国古典作品，即使有少数在域外出版，但是传播效果也不佳，更谈不上形成文学上的影响。当然，这并不是否定许渊冲的成就；翻译本身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翻译，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钦佩的事情。 中国古典文化、文学，其实早已在西方扎根和经典化，作品的译本也都容易获得。以《诗经》为例，这本诗歌集在英语世界中就有多个译本。从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一世纪，《诗经》就在始终不断地得到翻译和出版，译者不乏著名汉学家和文人，如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亚瑟·韦利（Arthur Waley）和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拥有天然的优势。他们研究者和批评家的身份，以及在大学的教职，也可以推动译作的传播和接受。而且，出版译本的出版社都大多很有影响力，专业性强，更能得到读者的青睐。许渊冲及其出版者，则没有这方面的优势，在域外折戟也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此外，由汉学家翻译的《诗经》，大多都包含着丰富的副文本，有详细的序言、评论和注释。高本汉的注释本甚至被翻译至汉语在中国出版。这样看来，这些汉学家不仅仅是做语言转换的译者，还是作品的阐释者。反观国内出版的许译作品，就以新近出版的《许渊冲经典英译古代诗歌1000首》中的《诗经》为例，其中只有一汉一英两篇简单的序言，没有其它任何注释，且序言中也主要谈论翻译，而非诗学和文化。如果说许渊冲及其出版者确实将英美普通读者当作潜在的受众，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们比起英美的出版社，对目标读者的调研和了解实在太过于缺乏，不知道读者想要什么样的作品，因此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也就很难得到英美读者的认可。 国力昌盛过后，中国官方与非官方在文化交流持续逆差的压力下，对中国文学、文化能否走出国门始终有很深层的焦虑，竭尽全力地主动向外推广文学作品。在整个推广过程中，翻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翻译常被认为是只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文字之外的因素容易被人忽视；在谈及翻译时，国内读者大多在乎所谓的翻译质量，评论翻译时也往往不离信达雅。可是，事实表明，良好的翻译质量并不保证能带来良好的接受度，“质量不佳”的翻译也有可能在译入语语境中带去深远的影响，因为在翻译之外，还有各种复杂的因素影响着译本的传播。 而且，国内读者总是有很深的文化焦虑，始终会徒劳地担心中文作品在翻译成外语时会出现部分文化元素的缺失和误读——这种缺失和误读是无法避免的——进而会对本土译者有盲目的信任感，对他们寄予厚望，过分强调他们在向外推广文学过程中的重要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本土译者的翻译收效并不明显。撇开许渊冲不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主持熊猫丛书的杨宪益夫妇，其翻译的《红楼梦》虽然广受国内译介推崇和研究，但是在读者借阅数、研究者引用数，还是在发行量、再版次数等方面，都远逊于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思 （David Hawkes）的译本。许渊冲的译作其实也是同样的情况。 2013年，国内媒体纷纷报道《废都》的英文翻译由西安外国语大学的胡宗锋教授和外国学者合作完成，争取年内出版。在那篇新闻里，有两个很重要的信息——贾平凹要求一句也不要删；译者胡宗锋评论葛浩文翻译改东西很厉害，推测那样会与贾平凹本意相悖。可是，有趣的是，《废都》英译本在2016年出版，译者就是改东西很厉害的葛浩文。葛浩文的删改，与胡宗峰的一句不删，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翻译导向。前者以读者为导向，后者以作者为导向。葛浩文曾经自问过：“我们（译者）的任务是取悦不懂译者所使用语言的作者，尽可能地贴近原作吗？”对于这个问题，他给出了绝对否定的答案。他觉得作者为读者写作，而译者也必须为读者翻译。撇开翻译质量不谈，基本的翻译导向或许最终会影响翻译策略，进而影响了译本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被接受程度。 最后要说，我们有必要理智看待本土译者英译古典作品带来的文化热潮，可以鼓励本土译者参与文学作品的译介，但也要谨慎掉进孤芳自赏、文化自大的误区。与此同时，也要更全面、更动态地看待翻译这项活动，避免过于关注其中的语言方面，从而忽视对译介活动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政治、诗学、传播等方面的因素，而在中国文学、文化的对外译介中，这些因素或许比语言本身更加重要。